在君臣冲突情境中，李东阳诸人以“委曲将顺”之道事君，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，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，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。
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，终究以妥协为动作，且事涉个人荣宠，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、名利观念等相牵连，引发舆论毁誉不一。
在君臣冲突情境中，李东阳、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。王锡爵奉召入阁，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，大为缓和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“三王并封”的提议，三人皆因“出”、“处”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。
事实上，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。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，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；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，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。
其实，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，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，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，避免极端于一方。
褒之过甚，则过分偏于事功，不免于无耻，而近于功利；贬之过甚，则纯然以节气为重，不免于激越，而流于迂阔。
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，它们相互融合、制约，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。
毕竟，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，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，从这种意义上看，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。
当然，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，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。阁臣若是这样做了，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。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，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。
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，珍视羽毛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“真宰相”，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，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，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，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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