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刚去的时候，文斌叔很高兴，家里来人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这小娃娃是谁，他就会跟人说这是他徒弟。
可是我从来不喊他喊师傅，也从来没有给他行过师徒大礼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有人让我喊他喊师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开不了口，会觉得很难为情，可能这跟小时候我性格内向有关系。
那时候查文斌常常跟我讲一些关于道士的东西，我压根听不进去，总想着下午可以跟他们几个一块儿去玩水，或者去钓鱼，总之我的兴趣完全不在他那些画的歪歪扭扭的文字上面。或许是我真的跟道无缘，或者说是跟他无缘，等我明白他是想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我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总之那个暑假我呆的还是挺开心的，回去的时候，查文斌解下了那枚挂在我胸口的铜钱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的身上就多了一块胎记，一块原型的黑色的胎记，很小，但是位置确是处在以前铜钱的位置。
查文斌把我送到家的时候对着我阿爸说：“可能是太心急了，这孩子还小，等过些年再试试吧。”
后来那几年我就很少再看见查文斌了，村里有些白事需要请人来做法事，查文斌也往往是不在家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第二年的冬天，阿爸在山上打了一条麂子，便喊来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吃野味。吃完了，他们便要打麻将，那一晚忽然就下起了小雨，但是在屋子里搓麻将的人们都没有发觉，等到发现雨有点大了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
当时家里的伞也不够这么多人借，他们便商量着再多打几圈，等雨小点了再走。
麻将一直搓到将近十二点，雨才开始暂停，阿爸的这几个朋友便要散场回家。那会儿农村里用的都是上电池那种铝制手电筒，黄黄的光，照的不是很远。
等他们走了，阿爸也就准备去睡觉了，门才没关上一会儿，就有人来敲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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