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灵活的智能允许人类这种生存机器逃脱基因的要求，这种方式在其他动物那里从未有过。为了理解人类怎样才能反抗基因的独裁，我们必须使用另外一套隐喻，即所谓的火星探测器类比，很多进化心理学家使用过这个术语。?
比如曙光组的科学家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当控制一个仪器（比如模型飞机）时，控制范围仅仅受到装备功率的限制。
但是当距离增大时，光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这里举一个例子。美洲宇航局（aa）负责火星探测者运载车的工程师知道。
在一定距离外，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，因为“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……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，不能继续操纵它们，它们只能自己控制自己”。
美洲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，从“强约束”的直接控制（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）转变为“弱约束”的间接控制。
在弱约束的情况下，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、如何行动的指令，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，加上一些通用目标。
当基因建立大脑时，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“基因常常为所欲为，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，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……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，基因为了‘指导’它们的生存机器，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，而不再是面面俱到……这种编程的优点是，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，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”。
人类的大脑代表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，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。
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，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。但是，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。
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，而大脑是执行官。然而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，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，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，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。
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——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——将是这样的情形，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，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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